摘要:创新集聚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带来重要机遇。本文基于2013—202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多样化与专业化两个视角探究创新集聚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多样化集聚、创新专业化集聚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市场化程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科技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创新多样化集聚、创新专业化集聚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动作用越强;提升人力资本、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是创新多样化集聚与创新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路径。研究结论明确了创新集聚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及具体路径,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内容,有助于各地区根据自身特征利用创新集聚赋能效应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建设。
摘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任务。产融合作试点作为政府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配置的政策工具,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支撑。基于2014—2023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本文将产融合作试点政策背景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识别该政策实施对制造业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供应链韧性。机制检验表明,政策通过政府监督引导、信息披露、融资约束缓解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多重机制,系统增强供应链在风险预防、运营稳定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的“固链”效果在不同企业性质、供应链结构与市场环境下存在差异,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在市场化程度高、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监管较强的区域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政策还有助于抑制传统金融地理结构可能引发的“脱实向虚”风险,引导其形成以预防性动机为主的适度金融化,为金融赋能供应链韧性提供了风险可控的实现路径。本研究为理解政府引导下金融与产业协同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优化产融合作政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摘要: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培育外贸新动能,已成为各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实融合推动出口“增量提质”正是塑造出口竞争新优势、构建高水平国际循环的战略选择。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从产品空间中的技术关联视角构建城市-产品层面的数实融合指标,系统考察其对制造业出口“增量提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不仅显著扩大了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还有效提升了出口产品的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省会城市、沿海城市、技术邻近度较高的核心产品以及数字基础较好的产品组别中,数实融合对出口“增量提质”的推动作用更突出;机制检验进一步表明,数实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产品的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优化国内市场中企业的配置以及增强海外市场信息获取效率三条路径,共同助力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表现。本研究不仅为区域数字产业政策优化与出口结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发展中国家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跃升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紧密结合,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而中国出口贸易也步入高质量发展转型期,从“贸易大国”逐渐迈进“贸易强国”。本文将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采用工企、海关以及专利匹配合并数据库,通过出口技术复杂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两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考察数字产品进口、企业创新与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并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自主创新是数字产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创新效应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品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果在一般贸易、高技术水平企业以及发达国家的样本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数字产品进口通过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均有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但外观设计专利产生的提升效应显著大于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
摘要:国内大循环的构建离不开财政管理体制的制度背景,不同财政体制下的中央财政赤字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否具有根本性影响。分税制改革通过集中财权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初步构建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但由于财政平衡观念的影响,分税制改革在上收财权的同时忽视了事权及支出责任的调整,继续强调了对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政绩考核与激励机制。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治理逻辑未能及时适应新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对中央财政赤字的需要,造成了地方财权与事权(及支出责任)的不匹配,体制化地降低了中央财政赤字水平,使得此前的“分权”激励模式面临资金困境,造成了原先国内经济循环的削弱和我国经济的“外向化”转型,最终形成了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多维梗阻。当前,我国财政体制需要推进“统筹”导向的治理转型,通过将事权及支出责任适当上移至中央政府,建立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财权与事权的统筹安排将确立中央财政常态化赤字支出的制度性保障,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坚实的财力基础。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推动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动能,而财税金融政策则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2012—2023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财税金融政策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税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进一步发现,财税金融政策能够通过推动养老产业科技创新,有效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财政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东中部地区,财税金融政策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财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优化财税金融政策的协同模式,健全养老科技创新的引导机制,完善缓解区域结构失衡的支持体系,以持续推动我国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着力点。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加速城乡高质量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驱动。本文以2013—2023年中国289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直接效应,以及农村产业融合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高质量融合。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通过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赋能城乡高质量融合。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应在东中部城市、高创新水平城市及大规模城市分组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深入理解科技金融政策的城乡融合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优化试点政策布局、精准赋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低成本金融服务的新型模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养老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养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撑,对于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极具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借助多种回归模型,深度剖析数字普惠金融与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南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为显著地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资源要素配置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观察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伴随数字普惠金融跨过不同阈值,数字普惠金融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表现为边际递增的态势。基于上述分析,应多维发力铸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新动能、多措并举开发基本公共服务新模式、多方联动完善资源要素配置新机制,进而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突破式绿色创新是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革命性进展的关键,耐心资本是突破式绿色创新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运用动态QCA方法,以335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耐心资本结构化、能力化、杠杆化维度下多因素匹配联动赋能突破式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单个耐心资本要素不构成促进突破式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耐心资本通过三条路径赋能突破式绿色创新,分别为耐心资本结构化-能力化-杠杆化三维协同驱动型、耐心资本能力化-杠杆化双核驱动型、耐心资本能力化驱动型;耐心资本通过三条路径阻碍突破式绿色创新,分别为耐心资本能力化-杠杆化双重阻碍型、耐心资本结构化-能力化双重阻碍型、耐心资本结构化-能力化-杠杆化全面阻碍型。第三,耐心资本赋能突破式绿色创新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和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较小,不存在明显时间效应或企业间异质性。
摘要:企业漂绿作为一种显著具有负外部性的伪社会责任响应策略,已然成为阻碍绿色资本有效配置和“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障碍。本文将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保费改税对企业漂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漂绿。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通过政府环保处罚强度提升、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增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深化等路径发挥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费改税对获得过环保补助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漂绿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环保费改税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能够在抑制企业漂绿上发挥政策联动效应。本文为评估环境保护税改革成效,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及遏制企业漂绿行为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摘要:在低碳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在创新网络嵌入过程中运用数智化手段提升资源编排效能,进而揭示低碳创新背后的资源行为机制,已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创新网络嵌入对低碳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及数智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网络嵌入与低碳创新绩效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资源编排能力在二者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数智化转型在创新网络嵌入与低碳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在结构嵌入路径上,数智化转型还可通过强化资源编排能力进一步增强低碳创新绩效。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应保持适度的低碳创新网络嵌入水平,通过推进数智化转型、提升资源编排能力,促进内外部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低碳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
摘要: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逆向混改”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重要举措,其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情境边界已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以2007—2023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效应更偏向于确定性较高的利用式创新;机制分析表明,“逆向混改”主要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赋能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此外,市场竞争强度正向调节“逆向混改”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市场竞争越激烈,“逆向混改”的创新促进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显示,“逆向混改”的正向效应在大规模、制造业行业以及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民营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逆向混改”还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的平衡性与互补性,优化整体创新结构。本研究为理解“逆向混改”的创新驱动机制提供了系统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引导高端要素嵌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全球绿色发展加速演进与国际经贸规则绿色转型的双重趋势,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已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务院分三批设立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且政策效应在实施后逐步显现,呈现滞后性与持续增强的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政策主要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与“技术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国有企业、制造业、高污染行业及东部沿海和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企业中更显著。三重差分法分析进一步揭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产生了联动累加效应。研究从ESG视角拓展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微观效应认知,为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新格局与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