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特朗普政府在1.0时期和2.0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对比分析为线索,总结了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引致的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重构风险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冲击。研究发现:与1.0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2.0时期的贸易政策更具“孤立主义”特点,其打击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手段更多样,推动全球FTA网络加速向“集团化”“碎片化”与“泛政治化”方向演进,致使中国被迫面临西方FTA网络的“去中国化”风险和亚太FTA网络的“价值观西化”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扩大FTA“朋友圈”,为动荡的全球贸易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新型FTA规则制定,聚焦新兴议题,提供“中式模板”。
摘要“全球南方”是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的产物,但当前已成长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强劲抵抗力量,探寻其秩序诉求刻不容缓。广义共生理论突破了“权力分配”“制度博弈”抑或“体系批判”的理论沉疴,成为解释“全球南方”秩序诉求的“第四种理论”。该理论以相互依赖与战略自主的“共生理性”为出发点,重新唤起对“全球北方”病态寄生的价值批判,强调反抗依附结构、追求自主发展构成了“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全球南方”内部已由共栖关系演化为非对称性互利共生,即将开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对称性互利共生新秩序。广义共生理论重构了国际关系本体论,为“全球南方”的秩序构建提供了新的价值锚点,开辟了基于差异共生、动态平衡与协同演进的世界政治范式。
摘要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历史联系,近年来更是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积极推进其“全球南方”外交,包括修正与“全球南方”的交往理念和方法,借助全球问题和发展议题拉拢“全球南方”,寻求充当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等。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既是其保障自身经济安全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处于危机中的“自由国际秩序”的需要,还是削弱中国对“全球南方”影响的需要。不过,由于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认知矛盾难以调和,它对“全球南方”外交所能投入的资源也比较有限,而且竞争和对抗思维亦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日本“全球南方”外交的成效,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政策目标所能实现的程度。对于日本“全球南方”外交的推进和深化,中国需要形成尽可能全面和理性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妥善应对。
摘要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和多边贸易体系深度变革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化为中国出口企业抵御供应链风险、强化国际竞争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基于供应链敞口视角,本文选取来自中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等的宏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出口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增加能够缩小进口中间品供应链敞口,进而降低出口企业的风险,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两种条款(“WTO+”和“WTO-X”)深度的增加均能降低出口企业风险,且“WTO-X”深度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与发达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化更有利于降低出口企业风险;较之外资企业,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增加更有助于降低本土出口企业风险。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增加主要通过中间品“内向化”和进口转移效应降低出口企业的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加快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供应链韧性及提升出口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日美太空安全合作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两国太空安全的密切合作,导致日美决定把集体自卫权引入太空领域,直接拓展与深化了日美同盟。两国太空安全合作是一个渐进、扩大与深化的过程,从信息交流提升到协同作战。两国的太空安全合作与太空民事、科学、商业合作齐头并进;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相互嵌套,共同推进两国太空安全合作;两国采取不同的叙事方式,淡化两国太空安全合作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两国太空安全合作将传统军事同盟扩展到太空,旨在跟踪、拦截特定国家的导弹,遏制中国等国家的太空发展,同时促进日美同盟的平等性,从而整体提升日美同盟的太空威慑能力,进而助力整体军力威慑的提升。未来两国可能会在联合协同作战、信息共享以及太空工业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日美太空安全合作可能掀起亚太地区新一轮导弹竞赛,也会加剧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程度,同时进一步加剧东西方塑造太空国际秩序的竞争程度。
摘要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大国竞争模式、重塑国际力量对比、颠覆既有国际秩序,这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关注。尽管美日两国较早意识到了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性,但直到拜登政府时期,双方才在机制建设、技术研发、规则制定和产学研合作上取得较大进展。美日人工智能合作的展开,既源于两国在军事、经济和全球治理层面的共同利益,也基于它们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需要,更是由人工智能的技术性质所决定的。由于美日两国存有技术资源鸿沟、威胁感知差异以及全球治理目标差距,其人工智能合作也存在局限。美日人工智能合作虽然符合两国战略利益,但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两国合作冲击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扩大了“数字鸿沟”,并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与大国战略竞争。未来,美日两国将在技术研发、产学研交流等领域持续合作,但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石破茂政府对战略自主的追求,或将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显现。
摘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与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美国持续强化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力度,并将“海上混合战争”视为重要的战略手段。作为“混合战争”在海洋博弈中的应用,“海上混合战争”指国家采取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冲突形式,在海洋领域展开的复合性与全方位博弈,涵盖政治、军事、外交、信息与经济等多元领域。美国在南海地区推行“海上混合战争”战略的动力涉及政治、军事与技术等三重逻辑,即海洋霸权护持、规避大国直接冲突、军事科技发展。美国在南海地区推行该战略呈现三个显著特征:在手段上,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信息与经济等“全频谱”工具;在形式上,体现为间接与直接行动相结合的态势;在主体上,体现为全政府与全部门联动的样式。美国在南海地区推行“海上混合战争”战略具有多重影响,包括加剧中美战略竞争烈度、使南海争端趋于复杂化、破坏南海周边安全环境。
摘要主流观点认为,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受到强国的较大约束。但现实中却出现安全依赖于美国的一些中小盟友自主性明显,不愿在美国干预下与其敌对国建立和平关系的困惑现象。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厘清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限制与实现的因果逻辑。在批判性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影响机制,认为安全依赖和安全预期是影响非对称联盟中弱国自主的两个重要因素:面对强国干预,对强国安全依赖低的弱国,倾向于在安全预期低的情况下实现自主,而在安全预期高的情况下限制自主;对强国安全依赖高的弱国,无论安全预期高低都倾向于限制自主。对美巴联盟、美韩联盟、美沙联盟和美以联盟四个案例进行检验发现,仅有巴基斯坦在美国干预下实现自主。基于分析框架,对美国安全依赖低且在美国遏华议题中安全预期低的中小盟友,是中国化解美国战略围堵的关键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