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技术的颠覆性突破可能改写全球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则,其中可控核聚变因其近乎无限的能源潜力,正在成为重塑国际权力格局的关键变量。传统能源地缘政治以资源禀赋与运输通道控制为基石,而可控核聚变技术将推动地缘政治权力基础向技术创新能力跃迁。当能源供给不再受地理因素所限时,可控核聚变技术领先的国家将基于能源自主权,获得算力、产业标准等新兴领域的技术主权和规制权。可以预见,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军事化潜力及其与高科技产业的协同效应,可能引发科技霸权的再竞争与军事平衡的再变化,进而使全球地缘政治博弈进入新维度和新阶段。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磁约束、激光点火等不同技术路线上的投入与竞争,以及公私合作模式的创新正在加速可控核聚变能源革命,其终极影响或将重新定义未来国际秩序权力来源与分配逻辑。
摘要随着理论和时代的发展,被当代地缘政治理论刻意淡化的传统自然地理概念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为重拾地缘政治理论特色,并使其能更好地解释国际政治的最新实践,本文基于“地理”的广义定义修正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在新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被重新定义为特定时期内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核心资源的自然分布,以及经由人为干预而重塑的核心资源的后天分布样态。对于核心资源源头、流动及最终分布的控制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在资源流动环节中,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控制资源流动而获得权力,主要取决于资源本身、资源载具以及资源载具所处空间三者的可流动性。新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一方面将古典理论所能解释的空间进一步拓展至人类生产力所及的新疆域;另一方面更好地观照国际政治的互动进程,尤其是新兴核心资源增量的再分配,而非围绕旧资源存量的零和博弈。新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既有理论的内在缺陷。
摘要中东地区长期存在和平赤字和安全赤字,斡旋外交以其非暴力性和实践导向性,成为中美等域外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重要方式。本文以中美的中东斡旋外交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双方斡旋地区冲突的动因、资源杠杆、策略偏好与绩效差异,并以《亚伯拉罕协议》和《北京协议》为案例,比较了两国在斡旋实践中的路径与成效。研究发现,中国的斡旋受正常的商业利益和国际责任驱动,秉持“合而治之”理念,以经济发展促和平,依赖声誉资本而非权力压制。中国提出包容性方案,但避免主动介入复杂冲突。美国的斡旋以地缘政治利益为导向,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实力求和平。美国依托结构性权力和盟伴资源网络应对复杂冲突,但中立性受到质疑。实践层面,中国对沙特和伊朗的斡旋外交旨在促进中东国家的“大团结”;美国斡旋阿以冲突旨在团结以色列和阿拉伯盟伴,构建反对伊朗的统一战线,实现盟伴内部的“小团结”。
摘要中美博弈日趋激烈,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力量”受到更多关注。“印太”地区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地缘重心,中等强国是该地区不可忽视的一组力量,研究美国“印太”政策下中等强国的重要性渐显。美国对“印太”中等强国的运筹逻辑呈现精准施策特征,即对不同类型国家有针对性地实施“诱掖奖劝”“有限介入”“推卸责任”“间接嵌套”。为解释这一逻辑,本文结合前景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其中,“利益牵绊”作为物质性变量,为政策行为提供约束和动力;“秩序前景”作为观念性变量,影响政策行为的方向和意图;领导人“决策偏好”作为调节变量,推进或回拉外交政策广度和深度。在“利益牵绊”和“秩序前景”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对“印太”中等强国进行地缘辐射,推动“印太战略”走深走实。通过澳大利亚、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四个案例,本文验证了美国政策行为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驱动逻辑。探究美国对“印太”中等强国的政策行为,对中国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强化议题驱动合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以及落实三大倡议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三边安全机制已演变为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核心支柱。本文聚焦美日韩与美日澳两大典型机制,揭示其互动呈现差异化的演进路径:美日韩聚焦于应对“朝核威胁”,但受日韩周期性历史矛盾制约,其互动呈现出不稳定状态;美日澳以美日、美澳双边同盟为基础,通过完善日澳合作构建“印太”安全多边体系。研究通过同盟管理的理论框架,发现美国对美日韩与美日澳采取了差异化的同盟管理策略。针对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美国通过历史矛盾的工具化调适、合作议程的安全化绑定以及“朝核威胁”的战略协同,推动美日韩机制的合作正常化;针对美日澳三边安全机制,美国适度支持日澳的战略自主,建构价值观叙事以及推动多边化联动,以强化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形态。研究进一步揭示,美日韩与美日澳两类机制的管理效能受到三重因素制约:一是威胁认知差异引发的动员困境;二是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对三边安全机制的重视不足;三是成员国历史争端的国内政治博弈。上述发现为理解美国“印太”盟伴体系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同时也为研判“印太”安全秩序演变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要自由贸易协定(FTA)参与深化是增强企业出口质量效益、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策略。本文在测算企业FTA参与深化指标的基础上,深入探讨FTA参与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FTA参与深化推动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FTA参与深化通过提升中间品投入质量和降低中间品投入成本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FTA参与深化对制度性关联程度更强、国际供应链依赖度更大以及处于非对外开放高地的企业具有更明显的出口提质效应。结构分解和出口动态分析结果表明,FTA参与深化通过优胜劣汰效应,推动低质量产品退出市场和高质量产品进入市场,实现质量升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实现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摘要在深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协同的背景下,双向投资作为中国企业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的关键途径,正通过驱动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加速重构全球产业竞争范式。本文以200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两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双向投资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双向投资能够推动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提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向投资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融资约束缓解和创新激励三个渠道推动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投资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制造业行业和沿海地区更为明显。本研究不仅为企业把握国际合作机遇、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高效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助推“人工智能+”行动顺利开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包容性创新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促进和提升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包容性和公平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提高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效率,增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以及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现阶段,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非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间的制度鸿沟、数字鸿沟和教育鸿沟上。相较于拜登政府对包容性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视,当前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政策导向是集中优势资源提升特定技术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但长期忽视包容性创新,可能使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面临创新体系削弱、高科技人才流动受限、数字鸿沟加剧等多重挑战。美国在包容性创新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推动科技进步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并注重制度设计、教育公平和多元参与。对中国而言,应警惕创新资源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构建自主可控、区域均衡、包容普惠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摘要在科技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战略价值已突破纯粹的技术范畴,演变为重塑国际权力的关键变量。作为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关键行为体,印度敏锐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并将人工智能的发展纳入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国家安全、地区平衡以及大国地位等地缘政治话语框架。地缘政治成为驱动印度人工智能战略演进的关键变量,促使印度人工智能战略从早期聚焦社会领域的应用逐步转向对国家安全、技术自主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基于此,莫迪政府对内将发展“主权AI”作为提升技术自主、维护数据主权和强化战略自主性的关键抓手,通过强化国家政策支持、完善本土基础设施、优化人才教育体系以及构建统一数据平台,推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建设;对外则通过构建双边和多边合作网络,深化与美欧日等行为体的技术协同,弥补技术短板,以寻求地区平衡、减少对美依赖,提升自身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进而重塑印度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人工智能战略的推进不仅反映了印度对大国身份的持续塑造,也折射出其在新兴科技地缘政治格局中重组权力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