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在其晚年探索中实现了历史深化,丰富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人的本质阐释上,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等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实证研究,确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对比了原始共同体未异化状态与私有制异化状态,为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历史参照。在对社会关系的阐述中,马克思晚年追溯社会关系的历史生成过程,阐明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演变,以及这一演变对平等关系的瓦解与对阶级分化的促成。在人的解放路径上,马克思晚年讨论了共产主义作为对原始平等的否定之否定,并基于俄国农村公社等非西方社会研究而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突破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单线决定论,拓展了人类解放的多元可能。在方法论层面,马克思晚年将历史实证与哲学抽象相统一,运用具体历史材料和人类学成果检验并修正其哲学人类学思想,体现出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与开放性。
[摘要]若要积极回应解读《资本论》的反历史主义倾向,便不能返回传统历史主义的主客体同一的框架,而是要建构一个结构化的历史辩证法体系。《资本论》的历史辩证法蕴含着一个三位一体的辩证结构——作为正题的“人的历史”作为反题的“资本的历史”以及作为合题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人的历史”辩证法以“现实的人”为起点,最终将《资本论》的对象具体化为生产史中的阶级关系。资本的历史”辩证法呈现出一个与“人的历史”的发展相反的“科学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本质与历史限度。资本的历史”辩证法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形式回返到现实的“人的历史”之中,“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由此展开。三者的内在统一贯穿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唯物主义原则。从历史角度审视,《资本论》的辩证法经历了从“现实的历史”到“科学的历史”,再到“革命的历史”的历险。
[摘要]在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与风险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化民主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成为现代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在结构整合、权利调适与信任生成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稳定功能。首先,在“场域共通”层面,协商民主通过多层级、体系化的协商结构,将国家权力运行与社会生活场域有机贯通,形成风险议题的制度吸纳机制,使分散的社会诉求和潜在冲突得以在制度化空间中被提前识别、表达与处理,从而增强政治系统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结构韧性。其次,在“权利共促”层面,协商民主以沟通式参与为核心,将个体与群体的权利主张转化为可回应、可调适的治理议题,并通过协商与监督的嵌合机制,对权力运行实施过程性约束,推动权利张力在制度框架内实现动态平衡,避免其外化为对抗性冲突。再次,在“信任共建”层面,协商民主通过程序正当性塑造制度信任,在持续互动中促进社会整合,并借助反复协商实践实现信任的累积与稳定效应的再生产。由此,协商民主构建起一套贯通结构、权利与信任的稳定机制,为理解中国式民主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独特治理效能提供了系统解释。
[摘要]儒家思想是否存在与民主相兼容的要素,引起当代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为了阐释东亚社会的民主文化基因问题,“儒家民主”概念应运而生。将约翰·杜威的民主观作为分析儒家思想的理论视角,对儒家民主进行杜威式重建,可以明确民主的生活方式指向。以杜威的民主观重构儒家民主,体现出在坚持民主原真性价值基础上重塑民主的思路,并试图在东亚社会文化传统中寻找民主创新之路。杜威式儒家民主虽然存在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通之处,但其规范性价值缺少了实践的支撑,并且相对忽视了民主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儒家民主的超越性,突出体现在其打通了观念与实践的“二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劳动力从体力一脑力分工向人机协作转型,由此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力革命,进而对教育改革、生产要素配置、产业格局、社会分工形态和劳动就业结构等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人工智能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模式,但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在面对当前劳动力技能错配、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叠加等现象时并未成为有效缓解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的工具,反而可能带来性质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的就业悖论。基于莫拉维克悖论的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劳动者的技能重塑成为现阶段增加和改善劳动就业的关键所在。基于人工智能影响下职业技能存在的“可替代”与“不可替代”区分,实行与之匹配的场景化、分层次和协同化外部干预策略及教育体系改革迫在眉睫。据此,开展分层次技能培训、推行技能数字认证、建立需求监测机制与改革教育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的人机协同思维与精神情感素养,最终实现人工智能的科技红利与高质量就业的社会化共赢。
[摘要]创新成果转化的“高产出、低转化”困局,是根植于资本逻辑主导下创新再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基础上,引入非物质资料生产作为第部类,并将其中的创新成果生产子部门予以独立,构建“创新再生产循环”模型,可系统揭示创新成果转化的内在机制与断裂环节。该模型表明,创新成果转化困局体现为三重断裂:知识生产环节因科研评价体系过度量化而导致公共性断裂,资本介入环节因逐利偏好集中于中后期项目而造成选择性断裂,市场转化环节因大型企业维护既有技术路径形成壁垒而引发结构性断裂。依托该模型对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与鹏城实验室两类典型实践的分析表明,自上而下的源头创新模式通过制度隔离保障知识生产的公共性,但面临融资可持续性与产业嵌入能力不足的制约;自下而上的产业牵引模式通过需求导向提升转化效率,却易受龙头企业主导与区域集聚效应限制。破解创新成果转化困局需重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作用的制度框架,依托制度性力量矫正资本异化效应,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弥合三重断裂,推动创新再生产循环从资本逻辑向价值逻辑跃迁。具体路径包括建立覆盖全链条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设计匹配创新周期的融资工具、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摘要]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长期投资的资本形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和推动力。耐心资本本质属于生息资本,是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变化影响下通过自我扬弃演化而来的产物,具备长投资周期、高风险承受能力与价值创造等特殊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耐心资本在中国受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有效规约,展现出服务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目标、逆周期调控和经济社会价值兼容等具体规定。充分发挥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强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需从资本流通运动的各环节畅通耐心资本循环,通过引导长期资本投入扩大耐心资本有效供给、增强资本对接有效性、健全耐心资本管理评价标准、完善耐心资本退出机制等途径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摘要]长江文化是基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优势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江河互济”动态文明演化体系的关键构成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基底支撑。伴随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跃迁与多领域深嵌,长江文化的数字叙事呈现于数字展览与电子游戏、网络文学与影视艺术、媒体建筑与社交平台等现实样态,大致可归纳为交互叙事型、情感叙事型、联动叙事型三类叙事范式。同时其也面临架空性间离文化生境、涂层化遮蔽文化内核、同质化消释文化特性等潜在挑战,未来应从虚拟场景与现实场域互嵌、数字素养与文化学养兼顾、文化共性与地域特性同构等层面推进实践升维,既助益数字时代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也可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数字化转向提供镜鉴。
[摘要]城市文化资源是构成城市认同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流量经济对城市文化传播的影响日益加深,城市文化资源呈现出明显的景观化转向。在数字传播语境中,城市文化资源从地方性、历史性的生活实践,被重构为易于传播与消费的视觉符号与景观产品,并带来相应的现实挑战。由此,应从不同文化资源的形态与属性差异入手,通过加强物质型文化资源的公共治理、重视精神性文化资源的叙事建构、推动文化智能型资源的协作发展,探索城市文化特质、重塑城市文化空间、完善文化产业生态,以期为城市文化资源在流量语境中的可持续转化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路径,助力城市发展。
[摘要]县中承载着县域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县中兴则县域教育兴,县乡的孩子们就有努力的机会和走出县乡的出路。县中衰弱的核心在于域外超级中学的“掐尖”招生策略,这一行为破坏了县中原有的生源结构,导致县中在高考中难以培养出清北生,重本率也大幅下降。由此,县域社会对县中的信任和期待逐渐丧失,进而引发县域优秀教师流失和其他学段优质生源的外流,最终造成县域教育体系整体衰弱,教育质量和竞争力显著下降。这些后果还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教育压力向低学段转移、极化县域应试教育、诱发全民教育焦虑和学生心理问题。要振兴县域教育,拓宽县乡孩子们的教育出口,关键是要振兴县中。振兴县中的核心是严格规范超级中学办学和招生,切断超级中学“掐尖”的政策链和利益链。
[摘要]企业是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企业主导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行动是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形成的结构与情势的约束下开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情势,企业与其他培育主体根据情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这些行动策略共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从全面赋能走向潜在压制,其组织能力有不同的发展情况,展现了不同的培育效果。在企业主导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过程中,企业的公益目标和营利目标难以有效分离,公益目标的推进极易受到干扰,从而使培育工作偏离初衷,导致失败。
[摘要]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是无比重要的群体。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正在能动地自我改造,并表现出经营形式灵活性、生产方式适应性与规模扩张能动性等特征,彰显了小农户的经营韧性。小农户的经营韧性建立在厚重的家庭基础之上:一方面,面向城镇化的家庭发展目标是当前小农户经营韧性的生成动力,推动着小农户不断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发展型家庭策略深刻影响小农户经营韧性的实践特征,并通过家庭生计结构调适、家庭社会资本动员与家庭责任伦理强化等方式持续形塑小农户经营韧性。中国农业的转型离不开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农业治理应当夯实小农户经营的家庭基础,从而为小农户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支持。
[摘要]对他律自由的探索贯穿了列维纳斯的早期哲学。这些探索串联起列维纳斯早期哲学的诸文本,使它们具备共同的哲学目的,即质疑自由的自发性并与希特勒主义的哲学阴霾相抗争。列氏从直观理论出发追问自由,打开了自由的外在性向度,为他律自由打下最初的根基。随后,列氏转向海德格尔生存论,试图以他律的生存领会开辟前自由的意义空间。不久,列维纳斯恍然认识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并不彻底,生存领会在死亡的压迫下转变成为追求生存领会的自律意志。于是,他开始以“逃离”批评和修正海氏的“生存”概念。最终,列氏将他人的触发与对他人的感应视为自由的前置条件,初步实现了他律自由,并为列氏二战之后对社会和伦理的更深入思考奠定了坚实的现象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