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特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着百年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和赓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在历史借鉴、理论创新和实践超越中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转型和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让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理论、历史和实践,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根基、战略地位、民族史观、民族工作等作出了深刻阐释。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深化,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世界提供了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摘 要] 在全球经济下行与国内供需结构性失衡叠加的背景下,我国将扩大内需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推动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超越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派供需关系的机械均衡论。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洞察,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系统揭示了供给与需求之间辩证统一的动态关系、实现平衡的根本条件及其蕴含的人民性价值内核。作为一项社会主义性质的战略,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在内在机理、实现条件、价值方法等层面与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具有深刻的逻辑关联。面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启示我们为有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在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作用的同时,积极释放需求的反作用力,重视优化分配与交换等中间环节以畅通经济循环,并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摘 要]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凭借着算法推荐、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显著优势,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新方法、新平台。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带来统战内容的重心缺场、统战主体的实践泛化、统战对象的能动性消解等多重挑战。为此,需要构建制度规训的内容框架、定制话语引领的价值纠偏、培育统战主体的数字能力,从而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的数字化进程、激活统一战线的实践潜能、夯实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统战基础。
[摘 要] 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体系国际传播功能的发挥,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伟力、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大价值意蕴。当前,该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既拥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贯通历史与时代、以“两个结合”为根基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深厚基础,也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与系统性“认知战”围堵、深层次理论阐释与跨文化沟通“双重鸿沟”、传播主体能力短板与协同机制不足等严峻挑战。基于此,有效发挥其国际传播功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主体性建构与跨文化融通并重、历史逻辑阐释与具象叙事创新、多元主体协同与系统传播格局构建等对策,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中国叙事的世界回响提供坚实支撑。
[摘 要] 数字化党建作为党建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党建模式,重塑了党组织的服务模式,成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抓手。数字化党建赋能社区治理,有助于促进资源整合与精准服务创新、增强党组织政治引领力和凝聚力。在数字化党建赋能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着数字鸿沟与技术接受度的多维裂变、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治理悖论、参与动力与制度供给的错位困境等现实挑战。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制定弥合数字鸿沟与提升技术接受度的协同治理方案;坚持党管数据安全,构建技术、制度、协同“三位一体”的隐私保护立体化治理体系;构建制度赋权、关系重构与数字融入协同的社区参与生态等系统化的优化路径,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党的群众路线和社区善治目标。
[摘 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现代化亦同步推进。政党文化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政党治理的效能,同时,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能够促进形成现代化的政党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前,政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面临三大挑战——全球化语境下的认同危机、制度化建设中的适配危机和数字化转型中的治理危机。这些挑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文化建设中探索有效路径,加强理论武装、凝聚治理共识,强化制度韧性、增强治理保障,拥抱数字转型、提升治理效能,以期实现政党文化的现代化,进而促进政党治理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摘 要] 原苏东地区共产党在时代因素、现实因素、历史因素以及目标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同时,完成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扬弃,并历史性地回击了“国强必霸论”“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以及“文明冲突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成就不仅证明了世界社会主义挫折并未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我们既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加强关于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和评价的研究,同时做好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对外传播工作。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包含农民工在内的工人群体逐渐取代农业劳动者成为规模最大的阶层,实现了农工职业维度上的“换位”,并先后带动“农”和“工”在地域、户籍等广义上的位置交换。农工阶层换位整体上是一场具有进步性的社会现象,可以通过反哺机制、内生机制和拉平机制,缩小以城乡差距为核心的贫富差距,从而推进共同富裕。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人口问题、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共同制约着“换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功效发挥。因此,需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加快城市化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破除“双层二元社会结构”等途径,推进农民与工人实现更加全面的结构性换位,从而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摘 要]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本质上是旧全球化叙事底层逻辑与哲学基础的危机。“普世价值”神话破产与零和博弈思维失效使其合法性全面丧失,重构全球化叙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历史必然。新全球化叙事以命运与共为底层逻辑,通过消解资本逻辑的制度障碍,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实现文明共生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哲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为核心,融合文明交往理论与“和而不同”智慧,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与霸权逻辑,回归整体主义与公共性的类本质。新叙事将实现从“资本主导”到“人类主导”、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共生”的根本转向,为全球公平包容、普惠共生的发展提供现实路径,最终指向人的解放与全球性危机的破解。
[摘 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是推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致富、夯实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有助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建构乡村治理场域、营造乡村发展环境、释放制度治理效能等现实需求,探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加强党建引领、优化服务资源供给、激励群众广泛参与等赋能乡村治理。这为阐释乡村发展与治理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论逻辑带来广阔空间,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来新的路径思考。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实践逻辑蕴含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转型之中, 党的全面领导则构成该转型进程的政治引领与制度保障。面对基层党组织功能悬浮化、协商民主机制空转、群众参与制度性缺位等结构性困境, 法治化成为激活治理体系、重塑治理秩序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进路。党的领导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之间呈现辩证统一的治理逻辑: 党的领导为治理法治化提供组织赋能与政治整合, 法治化则通过规则之治与程序正义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二者共同指向“良法善治”的价值目标。基于此, 应围绕以下路径展开制度建构: 一是激发社会组织能动性,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共同体; 二是回归人民主体性, 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机制; 三是培育基层法治文化, 营造崇法守信的社会治理氛围, 从而系统形塑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路径与制度体系。
[摘 要] 算法以效率、公正价值为行政行为赋能。行政领域的固有风险与算法相结合,形成了算法行政所独有的数字形式主义风险、算法机械主义风险以及数字参与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侵权、信息茧房风险。风险社会下,公众对算法行政风险的认知影响着规范的构建。为平衡算法行政治理规范的风险规制与效率保障功能,法律应立足于算法行政的实害风险构建否定性规范,并形成“积极介入、消极否定”的治理理念,以指导算法行政技术、制度的法治化展开。在技术层面,应针对算法运行的数据基础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动态数据库,并对算法运行构造实施“人在回路”的嵌入;在制度层面,应明确算法行政权责清单,构建由行政、司法机关主导,公众、专家参与的算法行政问责正当程序,明确算法行政违法性的实质标准,最终实现对算法行政风险的周延治理。
[摘 要] 数字检察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正当性,但存在程序规制缺失、收集范围模糊、管理及使用随意、救济机制缺位等问题。为避免数字检察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应以法律保留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及比例原则为指引,以严格规制刑事检察及着力保护敏感信息为基本点,构建法律规制体系。首先,应建立个人信息收集之事前审批及事后审查程序;其次,可以引入平衡测试框定个人信息收集边界;再次,对个人信息的二次处理应当以信息主体的合理预期为判断标准,并严格限制对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间;最后,应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完善信息主体的救济机制。
[摘 要]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五大突出特性,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当代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随着“两个结合”的提出,中华文明的现代阐释获得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支点。连续性赋予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文明的坚守;创新性激活传统与时代的对话机制,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开拓新境界;统一性筑牢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共识;包容性使得中华文明通过文化融合而不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全球交往提供中国方案;和平性升华人己共济的伦理坐标,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航向。本文力图从这五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中华文明的当代表达与时代价值,展现其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的理论意义与文化力量。
[摘 要] 文明形态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指导其发展的逻辑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范畴,更是在汲取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扬弃与创新。基于“五个文明”的视角审视资本逻辑导向下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其已面临贫富分化、政治衰败、道德缺失、社会撕裂和生态恶化等一连串挑战;在人本逻辑的引领下,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文明形态固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目标。